贵州省行政经典案例:区政府强拆行为违法,一审判赔16万元,二审改判赔偿160余万!

发布日期:12-16 文章来源:拆迁律师 作者: www.jklst.com ...

【案件脉络】

2015年6月,杜某与贵州省某市某区某村委会签订了《土地租赁合同》及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和《土地分租合同》。同年10月,当事人程先生便与杜某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将土地转租过来。随后程先生就在租赁的土地上修建了房屋和仓库。

 

但没过多久,当地区城乡规划分局在巡查中发现了程先生的建筑,遂于2017年7月作出了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程先生的建筑系违建,要求于2017年7月14日前自行拆除。

 

程先生对此没有过多理会,2017年10月,程先生与某仓储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仓库、房屋等租给仓储公司使用。合同签订后,区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发出了通知,责令程先生、仓储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前自行搬出涉案地块。随后,11月2日,当地区政府组织了相关部门、人员将涉案建筑予以了强制拆除。面对这种情况,该仓储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区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经审理,法院作出了确认区政府强拆违法的判决。

 

2019年,程先生和仓储公司共同委托北京京坤律师事务所余亮哉律师作为他们的代理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一审法院判决区政府赔偿程先生16万余元。收到判决后,程先生向二审法院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区政府赔偿程先生160余万元,较一审整提高了近10倍。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强拆的建筑是否为合法建筑以及如何确定赔偿标准的问题,二审中诉辨双方重点围绕这两方面展开了激烈对抗,这也成为了二审法院审查的重点。

 

余律师认为,程先生的建筑系合法建筑,因此应按照合法建筑进而认定赔偿标准,一审法院认为是违建系认定事实不清,同时,即便是违法建筑,一审法院按强拆造成的建筑材料可利用价值损失的5%来确定赔偿标准也明显过低。

 

被告区政府则认为,他们在强拆涉案建筑时,已经将涉案建筑除违法建筑本身以外的全部财产都搬出了,因此没有损害程先生除违法建筑本身之外的其他财产,不应赔偿任何损失。而被拆的违法建筑本身由于是违建所以也不应予赔偿。

 

【办案思路】

本案中,由于区政府在2017年将涉案建筑强拆时没有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利,也没有预留法定的复议和起诉期限,就直接将涉案的建筑强制拆除,该行为已经被法院确认违法,故程先生有权获得赔偿。因此,余律师认为本案的诉讼重点应放在说明被拆建筑系合法财产,从而要求以合法建筑的标准进行赔偿上;退一万步而言,假使法院将涉案建筑定性为违建,也要让二审法官确信一审法院所判的5%的赔偿比例明显过低,从而再二审中实现改判。

 

在明确了本案的整体思路后,余律师团队对本案的各项材料也作了梳理,从涉案的建筑面积、所用材料、配套设施等方面进行证据细化,努力实现我方合法权益的最大化。

 

【裁判要旨】

关于涉案建筑的性质问题。虽然余律师在法庭上坚定主张:建筑所在的地块正在办理村发展预留用地的审批手续,程先生之所以被招商引资吸引而来,正在于区政府“边建边批”的政策倾斜,因此才修建的涉案建筑。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涉案建筑理应作为合法建筑来予认定。但一二审法院还是以在乡、村庄规划区内进行建设是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法条规定为衡量标准,认为当事人程先生没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也没有产权证明,因此不能证明系合法建筑。

 

关于赔偿标准的确定问题。承前所述,虽然法院认为涉案的建筑系违建,但违建依然可以获得赔偿。对此,一审法院认定的赔偿标准是:判决区政府赔偿当事人建筑材料可利用价值损失160172.45元。应当说,这一赔偿比例明显偏低,一审法官没有切实考量涉案建筑的面积、建筑材料成本等的实际价值,法官的自由心证明显偏离了客观事实。二审中,在余律师的据理力争下,二审法院认为此前一审法院的赔偿标准确系偏低,认为应按原址安置房的建筑成本价和钢架棚重置价的50%来予赔偿比较合理,故将赔偿标准从5%提升至50%,计160余万元,整比一审判决提高了近10倍。

 

【胜诉关键】

本案赔偿数额改判翻倍的关键,在于余律师将当事人受到的损失能进行详细的举证和说理,使法官看到当事人提出的赔偿金额并不是无理要求而就是实际损失。根据损失填平的规则,使法官确信一审判决的赔偿数额是无法弥补当事人的实际损失的,从而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将一审判决改判。

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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